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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天宝五载三月，崔元综述银二千两，买洛阳令。天宝五载六月，崔元综述银三千两，买河南府少尹。天宝六载正月，崔元综述银五千两，买汴州刺史。天宝六载四月，崔元综述银一千两，买荥阳县令。天宝七载八月，崔元综述银八千两，买宋州司马。”三百二十个官，每一个都有名字、有日期、有价钱。
这三百二十个人，每一个都是崔元综的摇钱树。
他们在崔元综手里买了官，到了任上拼命捞钱，捞了钱再送给崔元综，崔元综再拿去买更大的官。
十年，三百二十个人，四十八万两银子。
萧烟把册子合上。
“孙庸，你跟我回去。你把所有的事都说出来，把你知道的名字都说出来。”
孙庸看着萧烟，眼睛里忽然涌出了泪，但眼泪没有落下来。
“萧公子，我跟你回去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这些书，这些账册，这些证据，你要替我把它们送到大理寺，送到刑部，送到御史台。要让该看到的人看到，要让该被查的人被查。杨国忠在朝中一手遮天，崔元综是他的钱袋子。崔元综死了，他的钱袋子破了，但杨国忠还在。扳不倒杨国忠，崔元综就白死了。”
萧烟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好，也没有说不好，只是转身走了。
上官楼跟在后面。
孙庸低着头跟在最后面。
三个人一前一后走在宋州的街道上，谁也不说话。
萧烟骑在马上走在前面，上官楼骑在马上跟在后面，孙庸坐在囚车里走在最后面。
囚车是宋州衙门借的，木头笼子，铁皮轮子，走在石板路上咣当咣当地响。
孙庸坐在笼子里，膝盖上放着那一箱子书，手里捧着一本翻开着。
他低着头看书，风吹乱了他的头发，他把头发拢到耳后，继续看书。
上官楼回头看他的时候，他正在看账册的最后一页。
这一页上写着一行字：“天宝十五载三月二十日，崔元综述银一万两，买黑牡丹一株。卖花人：石万三。”
一万两银子买一株黑牡丹，这不是买花，是买命。
崔元综知道自己快死了，他用一万两银子从石万三手里买了那株黑牡丹，让石万三在他死后把牡丹塞进他手里。
石万三做了，把黑牡丹塞进了崔元综的手里，然后跑了。
他不是凶手，他是替死者完成心愿的人。
上官楼把目光从孙庸身上收回来看着前面的路。
长安城在六百里的前方。
案卷在等着结案，杨国忠在等着被查，石万三在等着被找到。
她不知道路还有多长，但她知道她会走下去。
回到长安的时候是四月初二。
牡丹开得正盛，崇仁坊的巷子里弥漫着浓郁的花香，甜得发腻。
上官楼从马车上下来，站在六处门口，看着那棵老槐树。
槐树的叶子已经长齐了，绿油油的，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。
她走了快半个月，这棵树又长了一圈新叶，她认识的老赵还在，沈七娘还在，阿九还在。
萧烟也还在。
他从马上跳下来，把缰绳扔给阿九，走到囚车旁边打开笼门。
孙庸从笼子里钻了出来，膝盖上还抱着那一箱子书。
他的头发更白了，脸上的皱纹更深了，水晶眼镜断了一条腿用麻绳绑着，歪歪斜斜地挂在鼻梁上。
他在囚车里坐了八天，从宋州到长安八百里，风吹日晒，没有一天睡好过。
但他手里的书没有少一本，每一本都好好地装在箱子里，用油纸包着，防潮防尘。
“孙庸，你跟我来。”
萧烟转身走进了院子。
孙庸抱着箱子跟在后面。
上官楼走在最后。
六处正房的桌案上已经摆好了纸笔、墨砚、印泥。
萧烟在桌案后面坐下来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
孙庸坐下了，把箱子放在脚边。
他的手搁在膝盖上，手指微微发抖。
不是怕，是饿。
他在囚车里一天只吃一顿饭，一顿饭只有一个杂粮饼子和一碗水。
他瘦了，脸凹下去了，颧骨凸出来了，衣裳空荡荡地挂在身上。
老赵从厨房端了一碗面条进来，放在孙庸面前。
面条是手擀的，宽条，汤里卧了一个荷包蛋，洒了一把葱花。
孙庸看着那碗面愣了一下，抬起头看了看萧烟，又看了看上官楼，眼眶红了。
“吃吧。吃完了再说。”
孙庸低下头端起碗，拿筷子夹起面条吃了一口，又吃了一口。
他吃得很慢，每口都嚼很久，像是在品尝这辈子最后一顿饭。
他把那碗面吃得干干净净，连汤都喝了。
放下碗的时候，他的手不抖了。
“孙庸，你把崔元综的事从头说一遍。天宝五载你入崔府开始，到天宝十五载三月二十日崔元综死在牡丹园为止。每一桩事，每一个人，每一笔银子，都给我说清楚。”
孙庸从箱子里取出那本最厚的账册放在桌案上，翻开第一页。
他的手指在纸面上划过，指着一行一行的字，声音沙哑但平稳，像在念一份读了无数遍的公文。
“天宝五载三月，崔元综到洛阳上任。他到任的第三天，洛阳令周德茂送了他两千两银子，求他保住在洛阳令的位置。崔元综述了，收了两千两银子，周德茂继续当洛阳令。”
“天宝五载六月，河南府少尹李万年送了他三千两银子，求他升任河南府尹。崔元综述了，收了三千两银子，写了信给吏部。李万年没有升成，银子没退。”
“天宝六载正月，汴州刺史钱满仓送了他五千两银子，求他帮忙调回长安。崔元综述了，收了五千两银子，写了信给杨国忠。钱满仓没有调成，银子没退。”
“天宝六载四月，荥阳县令赵德胜送了他一千两银子，求他不要查荥阳的案子。崔元综述了，收了一千两银子，把荥阳的案卷压了下来。赵德胜在荥阳贪了三年，杀了五个人，没有人查。”
孙庸一页一页地翻，一个人一个人地说。
三百二十个官，三百二十个名字，三百二十笔银子。
他说了两个时辰，嗓子哑了，端起茶碗喝一口继续说。
萧烟一页一页地记，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。
上官楼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听着。
她听到第二百个名字的时候忽然问了一个问题。
“孙庸，你替崔元综述了那么多银子，你分了多少？”
孙庸的手指在纸面上停了一下，抬起头看着她，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，不是愧疚，不是羞耻，是一种被她问到了最不愿意面对的地方的慌乱。
“我分了一万两。十年，一万两。每年一千两，每个月不到一百两。崔元综每年贪四五万两，我替他记了一辈子的账，替他写了一辈子的信，替他杀了那么多的人，我每年只拿一千两。我不是为了银子才替他做事的，我是为了活着才替他做事的。我跟了他十年，从三十二岁跟到四十二岁。最好的十年都给他了。我想走，走不了。我知道的太多了，他不会放我走。我走了他就会杀了我。我只能留下来继续替他做事，继续收银子，继续杀人。一年一年地熬，熬到他死，熬到我死。”
他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。
上官楼看着他，心里忽然觉得一阵酸。
不是心疼他，是心疼那些被他害死的人。
他跟了崔元综十年，替崔元综述了十年的银子、写了十年的信、杀了三十六个人。
他有罪，他知道自己有罪。
但他跑不了，他只能继续杀人，杀到崔元综死了，杀到他自己被抓。
他不是审判者，他是从犯。
上官楼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。
长安城的暮色从窗外涌进来，把正房染成一片灰蒙蒙的颜色。
她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天际线，天边的云被落日染成了暗红色，像一摊凝固的血。
她忽然想起父亲的信，信上写着“楼儿，不要查下去”。
父亲查到了崔元综，查到了杨国忠，查到了武三思，查到了那份名单。
他没有查下去，因为他查不下去了。
他死了，死在顾怀仁的毒酒里。
现在她在查他当年查过的人，走他当年走过的路。
她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，不知道还能走多远，只知道她不能停。
停下来父亲就白死了，停下来崔元综的三十六条人命就白死了，停下来杨国忠就还能继续杀人。
“孙庸，崔元综的罪证除了这些账册，还有别的吗？”
“有。”
孙庸从箱子里取出一封信，信封是白色的，没有署名，封口用火漆封着，火漆上盖着一个印章——“杨国忠印”。
杨国忠的亲笔信。
崔元综把信藏了十年，他知道这封信是他的保命符。
杨国忠倒了，他还能活着。
杨国忠不倒，他死了这封信也能拉他垫背。
崔元综死了，信还在。
信在孙庸手里，孙庸把它交给了萧烟。
萧烟接过信拆开，信纸是玉版笺的，纸质白如凝脂。
纸上的字迹端正有力，一笔一划都写得极其认真。
杨国忠的字，跟他的人一样，张扬，跋扈，不可一世。
“崔元综，你送来的银子朕收到了。朕在朝中替你说话，你在洛阳替朕收银子。你我各取所需，互不相欠。杨国忠，天宝六载正月。”
朕？
天宝六载。
十年前。
杨国忠从十年前就开始收崔元综的银子，替他在朝中说话，替他升官，替他压住那些告状的人。
十年，四十八万两银子，进了杨国忠的口袋。
崔元综死了，杨国忠还在。
银子不知道去哪了。
萧烟把这封信折好放回信封里，收进袖中。
“孙庸，你愿意当堂指认杨国忠吗？”
“愿意。我活不了几天了，死之前能拉一个垫背的，值了。”
萧烟站起来。
“老赵，带孙庸去后院厢房，给他换身衣裳，让他好好睡一觉。”
老赵应了一声，扶着孙庸走了出去。
屋子里只剩下萧烟和上官楼。
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
暮色越来越浓，从窗外涌进来把屋子填满了。
“上官姑娘。”
萧烟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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